这种生命意识和关怀之所以是普遍的，是因为天之生人生物，是没有偏私的。

的确，与程颐一样，朱熹也特别强调体用性情的形上与形下的区别，这是他构建其整个哲学体系的理论框架。人的欲望起于思虑营为，故又要无思、无我。

这是朱熹理学在南宋末年的发展状况。王阳明死后，有王学的分化。这两种说法虽不同，但都有夸大朱、陆思想差异的一面，有悖于事实。就王阳明自身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来看，也体现了理学的历史发展这一特征。同时，此性体也是贯穿于天地之间的宇宙本体，所以称为天地之性或天地之塞，此即太虚。

朱陆之争在形式上表现为两次直接的冲突。这就是说，每个具体的个体存在都是形而后的事情了，形上的、超越的性理已经堕在形气之中，此净洁空阔的世界已被打破。他说：由气化，有道之名。

孔子与《道德经》的作者的那个老子孰先孰后一直是一个争论的问题但熊十力强调他所谓生命与柏格森之不同，正在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表现为一种盲目冲动的生机主义、非理性主义，而他所说的生命标举的正是儒家的生生之道，是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性。在构建其道德的形上学时，他所吸取的主要是康德哲学。其中，玄学派的主要代表张君劢也是新儒家学者。

姑且不论柏格森生命哲学的生机主义与儒家的生的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梁漱溟这样说的意义在于，他不是把宇宙看作与人完全隔绝的、客观的存在。[4] 大全是一切的有，包括真际的有与实际的有。

他以为，对于超越（如上帝）的追求恰恰源出于道德自我心灵本身的内在诉求。其中，唐君毅、牟宗三两位熊十力的高足，是当时比较有影响的新儒家学者。其一为感觉互摄境，于其中观身心关系与时空界。冯友兰则不同，早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使他受到严格的西方哲学训练，并对其有系统的了解。

这些，都能使人达到知天、事天、乐天乃至同天的天地境界。其后，入南京支那内学院师从欧阳竟无学习佛家唯识学，于讲授、研究过程中逐渐由佛归儒。本心又称性智，习心又称量智。经改造，气不再有物质实体的含义，而成为纯形式的观念。

至于西方哲学，熊十力知之甚少，只凭借朋友的介绍或阅读一些翻译过来的少量的哲学著作而略有了解。现代新儒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第四组主要命题是：总一切底有，谓之大全。但是，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反对西方哲学（包括佛学）割裂本体与现象的说法，突出强调中国哲学体用不二的特点，以此构建其宇宙论、本体论与人生论。

中国化的佛学（特别是禅宗）也反对割裂体用，反对耽空滞寂的空见外道，但它们的本质精神都是出世的，以求寂灭、求解脱为归结，其本体也只能以空、寂为特征，根本上是否定伦理道德的。如内在与超越、活动与存有、德性与知性这样的二维紧张关系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这里既有中西哲学的差异问题，也有儒学本身的问题，其最终解决只能诉诸文化本身的多元化发展。因此，冯友兰在建立其新理学体系时，用西方的逻辑分析、概念分析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作了清晰的梳理，他所讲述的中国哲学，明显带有西方新实在论的烙印。故此，他把最高的境界归结为儒教的天德流行境，在道德生活中内在本性的自我实现、自我完成，就是超越的实现。牟宗三认为，逆觉体证是儒家由孔、孟延续下来的正宗的工夫进路。与梁漱溟一样，熊十力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由佛归儒的过程，佛教哲学（特别是唯识论）给予他的新儒学体系以很大的启发。

与后来的新儒家不同的是，梁漱溟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在此意义上，我们称之为新儒学的开山。

同时，要求把儒家文化与封建主义政治制度区别开来，并积极探求儒家文化中普遍的、永恒的内在精神。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站在文化比较立场上对儒学的自己的理解。

熊十力采用进化论来说明宇宙演化，指出翕辟两种势能（或心物）是一直就有的，只有到有机物、生物乃至人的产生，心、生命本体才最终得以彰显。一、西方文明冲击下儒学的挺立——梁漱溟 被尊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的梁漱溟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公开站出来维护孔子、提倡儒家的。

表现在哲学上，就是要改变传统哲学的模糊的、拖泥带水的特征，用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使其清楚明白起来。他还意识到理智的界限，即只能应用于科学，不能应用于哲学以求宇宙本体。因此，他们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这也是冯友兰在抗日战争期间创立的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所努力尝试的。

这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而是与人的道德实践融为一体的体认、亲证，即所谓逆觉体证。由尽主观之性，以立客观之天命，最终通主客、天人、物我，成就性命之大用流行。

这些理就是鸟所有之性。其二为观照凌虚境，于其中观意义世界。

他首先指出，唯识论在确立不生不灭的真如本体的同时，别立一个种子（又称藏识、阿赖耶识）以说明有生有灭的现象界的缘起，有二重本体的嫌疑。因心性本体，是与康德由逻辑分析逼出的自由意志统一的，故牟宗三认为良知是由分析命题得来的观念。

在《新知言》的最后一章中，冯友兰把诗学作为其形上学的方法的最终归结，有其深刻性。后来，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用理性取代直觉，纠正了这种非理性主义的偏差，同时，保留了这种情理合一的特色。此宣言对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实质与其发展前途做了多方面的说明，指出中国文化的超越意义及其世界性。中国文化是意欲调和持中的，通过自我调节谋求生活的愉悦与内在满足，是文化演进的第二阶段。

气是实现理的一种结构，又称为料，但是是绝对的料。唐君毅以其在民族花果飘零中的对传统文化的同情与敬意，高扬儒家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对理想主义的人生、人的终极关怀、宗教诸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三、儒学理论化探索的继续——唐君毅与牟宗三 1949年以后，大陆因为特殊的政治背景，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基本停滞，港台与海外成为新儒家哲学得以继续发展的地方。[3]《新原道》，《贞元六书》。

熊十力自称归本大《易》，研究者则以为他大谈本心正是宋明理学陆王一系的继续，因此把他与除了冯友兰以外的大部分新儒家学者（包括梁漱溟）称之为现代新儒学的新陆王派。新理学体系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这无疑是为重建传统儒学的形上系统所作的努力。